民国二十六（1937）年八月十三日，日寇发动上海战争。在这危难时局之中，沪上仪表工业又是怎样一番景象？

"八·一三"那日，沪上炸弹炮弹枪弹横飞，闸北、江湾、虹口、杨浦沦为战区，大片厂房民居被夷为平地，路上死伤逃难者无数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是日，倭寇炮弹亦朝张伯岸的“实学”模仿房呼啸而下。众伙计扑进硝尘火光之中，一阵死命拼搏，仅救出伤痕满身之皮带车床四台及手冲床一台。面对一片废墟，众人抱头哭成一团。遭此劫难，“实学”元气大伤，经营规模大为缩小，落入窘境。

至1941年，“实学”不甘寂寞，又在河南中路166弄10号重新建成仪器制造厂，但因日寇封锁，产品无法远销内地，故境况无明显转机，张伯岸为此整日优心仲仲。

一日，许是张伯岸吞下豹胆，命其伙计将一批分析仪器绕道浙江金华送往大后方重庆丽山。货至浙江境内，即被日军查扣，押回上海候审。期间，又有东洋宪兵二十余人，杀气腾腾闯入"实学”查封产品。那日，张伯岸见一帮凶神恶煞降临，两条腿早已站立不住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恰逢张师厚从外而归。这张师厚至小随父久住日本，东洋屁连放十余分钟决不会有休止符出现，其一进门瞧见屋内这等架势，即与宪兵老爷“哇利哇利”地办起交涉，不多片刻，领头者爪子一挥叫声：“统统的开路!"日兵悉数离去，张师厚这才将瘫在一旁的老爸扶进内屋，一场灾祸总算消于无形。事后闻之，曾疑师厚小子与洋鬼子交涉有不干净之处，特唤其来严加盘问，张指天发誓决无卖国勾当，如当汉奸五雷轰顶云云。四九年后有无数脑袋探进敌伪档案，均无师厚之记载。

“八·一三”战火，亦将“大华”在其美路的工厂毁成废墟。“大华”的电机、变压器生产陷于瘫痪。此后，“大华”除仍生产电表外，走入“以商养工”的道路，处境颇为艰难。

不久，日寇因扩大战争之需，向丁佐成提出合作制造航空仪表，丁佐成冒死不从，日寇遂将“大华”恨之入骨。丁佐成处境更为险恶，无奈之中只得进一步紧缩经营，只图温饱不提。

再说那范瑞孚的“光华”，由于“七·七”芦沟桥事变后关内一些城市相续沦陷，故同济南自来水公司的供货二万只水表之合同即告中止，其时“光华”已交货八千余只，故此损失巨大。再加上沪上之水表市场已为日商所垄断，“光华”经营急剧转入萧条，银根拮据，一度连伙计薪水也告断档，靠出卖原材料度日，不胜悲惨。当时闻之大动侧隐之心，遂跑到中国电气公司（现为上海电话公司），为“光华”揽到电话机拨号蜗杆蜗轮近万套的生活，范氏大喜，将吾视作弥勒佛转世，又知在下烟瘾奇大，特送上“大英”牌香烟数条。

1941年，“光华”又租北山西路（今为山西北路）楼房一幢，将在平济利路的设备迁入该处制作产品。次年，又在台拉斯脱路（今太原路）安装部分设备制作西门子式水表和零件。不多时，电话配件生产合同完成，不料水表又滞销，工厂再度陷入困境，生产钢丝弹簧表带和留声机以维持生计，后经济状况持续恶化，又靠出卖原材料度日，范瑞孚也因忧困交加，42年患脑溢血卧床不起，“光华”遂由范氏之子范铭高、范锦高主持事务，该厂至日寇投降之年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八年抗战期间，沪上仪表业创痛至深，犹如三期肺痨病人，已是病入膏肓。

供稿人：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