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三十五（1945）年，倭寇之狗皮膏药旗被掀翻在地，众百姓无不欢庆雀跃，不料朝中又有“圣贤”以共党内乱为由仗老美之威风而燃起内战之火，时局又陷入混乱之中。沪上民族工商业处于洋人洋货冲击夹缝之中，生际颇为艰难。

“光华”为重整企业，改组了董事会，增投国币一万二，该股份公司由范瑞孚为董事长，黄柏年任经理，范氏之两位公子也分任要职，协同料理。

范瑞孚生性好强，面对如潮水般涌来之洋水表却仍坚持要与之搏个死活。不出所料，“光华”水表销路始终不畅，对洋竞争处于劣势。库存积压，银根又紧，范瑞孚始悟出众人之良苦用心，遂羞答答地搞起金属手表带及铁制玩具，不想市场销路又不佳。此时正逢通货膨涨，原材料价格猛涨，工厂经营入不敷出，生产因此时断时续，难以维持，范瑞孚遂采取收缩之法，解雇职工合并厂房，同时，命其手下员工倾巢出动，沿街设摊叫卖玩具及表带，一片悲壮、凄凉景象。

至一九四九年，“光华”已是一片苟延残喘，濒临倒闭的败落惨景。

再道这“大华”之丁佐成，抗战结束，即刻打点行装，又赴阿美利坚，向老美收取代销产品之佣金。受尽白眼，终成使命。遂将此笔美元采购大量生产资料，计有制作精密电表外壳的柚木、直流电表的心脏零件磁钢、宝石轴承、金属电阻丝等，归成五百多个邮包，陆续发回国内，以扩大生产。丁佐成回国后，大华之生产经营又得发展，制作、买卖全方位出击，堪称业中之强人。

不久，丁佐成又毅然决定将多年赢利的十万美元，买下东大名路1188号地皮一块（后为上海调节器厂厂址），盖起四层生产大楼一幢，丁整日泡在工地，监督施工，故工程进展顺利且质量地道，其实干精神可见一斑。

此时，上海将临解放，无数有财有权之人或抽光资本，或变卖家产，或竭尽搜刮之能大捞一票后逃往港台。众多友人亦劝丁佐成同往，在其耳旁猛吹“共党要共产共妻、杀尽老板”之风，丁佐成都不为所动。当年其曾说起此事道：“吾对共党不甚了解，但工业乃兴国之道，无一政府不需此业，杀光之词显属谬言，但伦落国外异乡之味，吾倒尝之又尝，今生已下决心，不做天涯伦落之辈。”

抗战至解放前夕，虽世事动荡，沪上仪表业“老字号”仍能得以维持，而“新科状元”也陆续出现。计有宁波籍人邵鹤年在乍浦路的“新华电器制造厂”（后并入大华厂），杨斌秀在南市篾竹里的“立大仪器厂”（后为自动化仪表九厂）以及“元昌机械仪表厂”（后为仪表电机厂）“理工器械厂（后为自动化仪表十一厂）、“中新电业实验制造厂”（后为自动化仪表三厂）等仪器仪表修造业开张，行业逐渐又得扩大，令人闻之心中又不胜欢喜。

公元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，沪上仪表业从此迅猛发展，无论从产品制造规模、生产条件等诸多方面，都进入一个新的纪元。

供稿人：谷子